国际秩序之争也是价值之争,的全球新秩序

2019-09-17 08:31栏目:国际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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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由于国际力量变化的加速,国际体系变革进入了深水区和空前复杂期。国际体系变革的表面看是力量格局的变动和权力中心的转移,背后则是国际秩序的深层调整。许多时候,力量排位还未完全定型,秩序变化已经先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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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冷战的爆发,既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对势力范围的争夺,更是两套价值系统的竞争对决。冷战一结束,力量格局的变动还未停歇下来,福山就立即宣布“历史的终结”,从理论阐释的层面来证明西方价值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

鄢一龙 (进入专栏)   崔京  

价值关乎着力量格局的变化,价值也关乎着实实在在的利益得失。挟着冷战胜利的威风,西方向全世界推销新自由主义。在受此影响的国家中,许多都因自由化改革而深陷困境,从俄罗斯到东南亚新兴市场国家,不管是休克疗法还是结构改革,其经济都倒退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国家和老百姓辛苦积攒的财富在国际市场上被金融大鳄疯狂卷食,财富巧妙地实现了从西方价值的新开垦地向老中心的快速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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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西方价值在冷战结束后首次面临危机,美国成了全世界问题的根源。但退守下风向的美国“巧妙”地打了个翻身仗,先是让欧洲陷入债务危机,其对欧洲的打击使得人们对欧洲一体化能否持续产生了疑问。然后,在北非、中东和乌克兰等地策划了一系列社会动荡,致使一些战略分析家断定地缘政治已然回归,那些毅然“皈依”西方价值的社会也为之付出了惨重代价。而在这一系列地缘政治动荡背后,美国却标榜成了国际资本的“安全港”。

  

在冷战结束以来的力量调整和格局变化中,许多国家和地区都经历了起起落落,唯独中国一路向上,GDP总量从世界排名第十上升到第二,2014年吸引外资的总量首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成功背后有好的治国方略的作用,有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坚持了自己的价值体系等原因。力量排名的变化并不怎么让西方国家感到害怕,中国坚持自己的道路和价值才真正让他们忧心忡忡。对中国来说,发展到今天的程度,外界已很难靠物质力量去遏制和削弱中国。但一些人别有用心之人试图从价值上扰乱中国,以达到从中国快速转移走财富的目的。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全球格局并未因分化重组而明朗,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本文引入马克思“两极相联”概念,并加以拓展,用以概括全球秩序趋向。随着中国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国逐步成长为全球能动性大国,美国实力相对下降,但是仍然是全球性强国,而其他国家与区域共同体不具备成长为与中美相抗衡的全球性大国的条件。现存全球秩序具有进步性与不公正性的双重性,中国作为现存全球秩序的保守性力量与变革性力量,作为全球性大国一“极”,同时也是作为美国对立统一的一“极”加入全球秩序构造,从而形成“两极相联”的全球新秩序。新两极相互竞争的同时,相互制衡与补充,相互依存与协作,中美共同发挥领导力,打破多边机制的囚徒困境,“两极相联”还意味现存全球经济政治秩序往更加公正与均衡的方向变迁,它并非G2,也并非美苏两极冷战格局,是人类历史上没有过的全球秩序新局。

因此,可以说中国走到了民族复兴的关键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冲刺期。在这重要关头,唯有坚持自己的价值,保持思想的统一,坚定正确的道路,才能避免拉美化,避免东南亚国家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遭遇,保住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建设成果。认清这样一个历史大势和国际形势,我们就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高校承担着培养人才的责任,在抵制西方价值侵袭,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价值传承方面具有重要的使命。如果放弃适合自身发展的价值取向,自愿做西方价值的宣讲者、传声筒,那么不但经济世界排名第二的地位难保,甚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积累起来的民族自信、文化自信都可能再次溃退,民族复兴的百年探索路会遭遇严重坎坷。

  

价值问题不是小问题,不是嘴上说说的问题,纵览世界,已经有足够的前车之鉴证明推广西方价值背后隐藏的是财富掠夺的祸心,价值之争背后的国际秩序之争不容小觑。

   【关键词】两极相联;全球秩序;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全球大战略

作者: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陈玉刚

  

   鄢一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副研究员。

   崔京,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研究助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拉丁美洲研究系硕士研究生。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有关中国问题的一组评论文章。这是一组关于围绕鸦片战争等影响全球格局的重大历史事件的时评文章。马克思指出当时全球的状况是西方世界与中国的“两极相联”的秩序,并指出中国革命这一极将对欧洲秩序的变动产生深远影响。[1]这一系列文章中马克思再一次展现了他从当下事件中洞察其深远历史意义的天才。

  

   今天我们仿佛又到了一个历史时刻,目前,随着新一轮的“逆全球化”,美国与欧洲政治格局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旧的全球秩序失灵问题日益突出,新的全球秩序正在塑造过程中,全球局势高度不确定性,许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世界向何处去?特朗普等政治家对于世界局势会有一定的冲击,但是决定全球格局长期走向的仍然是和平、发展的大趋势,以及参与国际秩序塑造大国的实力格局,以及由其历史与核心价值所界定的基本特征。

  

   中国大国崛起是与英国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美国独立等量齐观的历史事件,它标志着西方世界之外的其他国家的集体性复兴和群体性崛起,从而重塑了工业革命以来“中心-外围”或“中心-半边缘-边缘”的世界格局,使得全球秩序从西方异军突起向多元共存的历史常态回归。

  

   马克思的智慧对于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可以透过马克思当年的洞见来构想一个正在处于朦胧远景的新的全球秩序。

  

   1  冷战后国际格局变迁趋向的争论

  

   “冷战”结束以来二十多年,伴随着“全球化和地区一体化”的是“大国兴衰步伐”的加快[2],并引发了“国际生产活动”[3]方式的深刻变化,然而国际格局的演变趋势却并没有随着力量中心的分化重组而明朗,从起广泛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不论是从力量层级与权力对比的角度、还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都是以国际力量中心和大国权力关系的角度来界定国际格局,以“极”的数量为主要描述方式,因此衍生出了“单极”、“两极”、“多极”乃至于“非极化”的理论观点。

  

   “单极世界”理论认为,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仍然是世界上具备最强大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唯一全球性力量中心,而且不会被任何国家或者地区全面超越。苏联解体标志着美国的“单极时刻”已经到来,并将逐步演变成“单极世界”,而尽管面临着周期性的自信心危机,但是美国不会衰退,一直都将是“世界第一”[4]。这一观点某种程度上也被奥巴马政府所接受,奥巴马在其国情咨文的演讲中多次宣称不接受美国成为第二,不接受中国来制定规则的观点。“单极世界”的看法仍然是美国的主流观点,最近发表在美国《外交事务》的一篇文章仍然坚持中国无法成为美国那样的超级大国,未来世界仍然是美国主宰的“单极世界”。[5]“单极”理论还将美国描述为“良性霸权”,在“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作为“唯一具备全球行动能力”的大国将主导和建构一个稳定的、和平的“单极世界”[6],并将长期维持由美国作为“霸权国”提供的国际和平和公共秩序,即“美国治下的和平”[7]。这也被一些中国学者所接受,认为从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各个方面来讲,美国都是无可争议的和无可挑战的世界之“极”,不应过度夸大和渲染中国崛起带来的国际实力格局改变,在“单极世界”里处理好对外关系,实现作为崛起国的中国的和平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8]。

  

   “单极世界”的观点背离了二战以来,美国相对实力不断趋于下降,发展中国家集体性崛起,世界各国发展水平总体上趋同的历史大势,受到广泛的质疑。事实上,上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欧洲和日本的兴起,全球力量中心就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美国的尼克松政府曾经提出“世界上有美国、苏联、西欧、日本和中国”五大力量中心,冷战以后这全球力量此消彼长,苏联解体,美国和日本的相对实力下降,中国实力则在上升,其他力量中心也在兴起,“美国、欧盟、亚洲”三强格局,[9]“美国一超主导下,的美国、欧盟和’金砖国家’的三元结构”[10],三大超级经济圈并存的提法,[太阳集团 ,11]都反映了这种多中心力量的转移。因此,许多学者也认为“多极化”是当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征和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12]而 “多极化”更是中国政府的公开政策主张,并且认为“国际政治格局向着力量对比均衡的方向发展”[13]。

  

   “多极化”观点的局限性在于,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与多力量中心的形成,并不意味着这些力量中心都有条件成为像美国那样的“极”,也就是全球性的能动力量。因此,许多人主张调和这两种观点,刘江永认为随着新兴国家崛起与非传统国际格局的兴起,世界格局向“一极多元”或“一极多强”演进,[14]张琏瑰认为“一超多强”的格局虽然只是过渡阶段,但是会延续很长一段时间,[15]也有人主张“单极世界”与“多极世界”并行不悖建构。[16]

  

   不论是单极化与多极化,还是以国家为主要的国际行为体,以强国为中心的“极化”理论体系,随着跨国公司、新媒体、恐怖主义、国际非政府组织等非传统性全球力量的兴起,不少学者认为国际格局将向一个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核心力量的“非极化”趋势发展。[17]

  

   “非极化”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非传统性力量的作用,在国际舞台上,主权国家仍然是唯一有能力综合应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资源的行为体,参与全球事务治理的主角仍然是主权国家,而且可预见的将来,在所谓的“世界政府”出现之前,这一点并未有改变的倾向。

  

   “单极化”、“多极化”、“非极化”的观点都低估了中国成长为全球性能动大国的潜力。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并日益接近美国,“中国逐渐位移到国际体系变革的中心”[18],而其他国家与中美两国实力差距的拉大,中国开始脱离 “第二梯队”的力量中心,跻身为 “第一梯队”成员。学者开始倾向于中美两极的观点,其中最为典型的是“G2”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弗雷德·伯格斯滕认为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已经落后于时代,因此“只有这种‘G2’模式,才能准确定位中国的新角色,让中国人准确地感受到中国是一个全球经济巨人,是国际秩序的合法建设者和维护者。”[19]

  

   虽然近年来因为中国经济放缓,对“G2”观点有所质疑,但是它比其他观点更为准确地捕捉到了国际实力格局变化的基本趋势,与全球性大国在全球秩序塑造中的核心作用。G2观点的最大问题在于它是G7的缩小版,希望中美两国以“两国集团(Group 2)”为基础合作治理全球经济乃至于更多其他方面的国际事务。这一观念和美国霸权-西方中心的国际秩序是相冲突的,中国并非传统的西方国家,美国也并不可能像接纳传统盟友一样接纳中国作为全球的治理者,这也是这一概念昙花一现的原因。

  

   近年来,阎学通、金灿荣等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开始谨慎地尝试提出“两极”格局是比单极、多极格局更为可能的21世纪的世界秩序。[20]与G2的构想不同,中国的学者大都主张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并不仅仅是实力意义上的转移,而且对于现有的国际规范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例如,中国的王道具有现代普世价值,将促进国际规范向更加公正的方向发展。[21]

  

   这些构想比G2的观点更进了一步,但是还缺乏实证支持,同时两极格局概念并不足以概括中国作为新的一极加入之后全球秩序不同于美苏冷战,以及G2的新特征,同时也不足以回应全球经济政治变迁,以及全球治理问题凸显对于国际秩序的含义。人们对于新的霸权斗争的担忧,恰恰表明需要进一步厘清对于新兴一极与守成一极的关系,新秩序与旧秩序之间的联系与变迁,并最终回答21世纪的全球秩序是什么这个根本性问题。

  

   2 “两极相联”概念的引入

  

   1853 年 5 月,马克思在《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一文中将黑格尔的两极相联概念引入用以分析当时中国革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22],并在其分析中国与欧洲的关系一组文章中加以深入阐释。

  

   马克思首先是在两极之间相互渗透和相互推动的意义上来运用黑格尔这一概念的。马克思所说的这段话中的两极相联英文是“Contact of extremes”,相对于16世纪以来逐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中华帝国是一个孤立、封闭的另外一极。当欧洲的工业品与工业文明涌入的时候,中华帝国体系将被挤垮,这是西方一极对于中国带来的冲击,后来的历史发展验证了这一点。

  

   马克思的分析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认为中国的变化反过来也会作用于欧洲,推动欧洲革命的向前发展,这种联系不但指中国的革命将鼓舞欧洲的革命向前发展,更是一种政治经济的推动力,如果没有东方市场,欧洲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但是,反过来中国市场的动荡,又会欧洲资本主义普遍危机的爆发。

  

虽然马克思所说的两极相联是国际格局中的对立面之间的相互依存与相互推动变化,并不同于国际关系中具有全球行动能力“极”的概念,但是马克思这一观点确实很有洞见,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并非一个平面化的扩张过程中,始终存在着反向作用力,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世界殖民体系的瓦解都可以视为反向运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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